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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案件辩护词、上诉状、申诉状
作者:范述喜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6613    更新时间:2013/3/11
 

辩护 词

审判长、审判员: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第28条的规定,本律师受上诉人余云的委托和贵州北斗星律师事务所的指派,继续担任余云的二审辩护人。

本辩护人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余云犯非法拘禁、非法持有枪支两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成立。

一、应当划清一般非法拘禁行为与非法拘禁犯罪。

非法拘禁行为,只有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才构成犯罪。因此,应当根据情节轻重、危害大小、动机为私为公、拘禁时间长短等因素,综合分析,来确定非法拘禁行为的性质。本辩护人认为,本案本来是一起征地补偿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应当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

2008年,凯里至雷山(大塘)公路即将开工建设,郎德镇郎德村145户村民的土地被征用。针对该村145户村民的土地征用问题,雷山县人民政府发布雷府办发(200825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交通局关于凯里至雷山大塘二级公路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政府按该文件标准开始给村民进行补偿,签订了部分合同,这就是本案卷宗所附的几份合同。但村民认为上述通知所涉土地征用方案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有关土地征用补偿相关规定及不符合土地征用法定程序,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于200871依法申请听证,要求撤销该通知。20081114雷山县国土局召开听证会。之后,2008121雷山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雷国土资呈(2008146号文件,同时撤销雷府发办(200825号文件,按雷国土资呈(2008146号文件进行征地补偿安置。这说明补偿标准发生变化,原来的合同发生变更,应按照新标准先进行征地补偿后开工建设的程序办事。可直到2009226,在新方案仍未得到落实,群众补偿未实施之时,施工方就抢先动工,从而引发群众不满而阻止施工事件的发生。单就阻止施工行为而言,村民迫于无奈,为保护自己合法财产利益,要求工程车辆先停止作业,并要求政府处理,然而政府没人来处理。村民把驾驶员带到村里,好酒好饭招待,并没有使用暴力等过激手段,村民的目的无非是以此来促成政府落实征地补偿问题。遗憾的是,政府并没有意识到政府的过错,也没有正确对待老百姓合理合法的要求,而是从226下午5点钟事发到次日凌晨2点集中在镇政府商量对付老百姓的对策(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73~74页吴金才的证言),于是人为的使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事问题刑事化。这就是本案形成的原因。

事实上,2009226日发生阻工事件之后的34月期间,,县、镇两级政府连续分别重新公示(装贴在郎德镇下郎德村村务栏)征地补偿登记新标准,说明政府采取了补救措施,原来的补偿方案和补偿协议发生了变更,执行了听证后的新标准,原判决仍据以原来的补偿协议及补偿标准做证据来认定这伙村民是“无理取闹”,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二、余云没有参与非法拘禁的行为

《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条非法拘禁罪的犯罪构成要件要求具有“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行为。本案证据并不能证明被告人余云实施上述行为。

一方面,原判称余云与余天龙为“共同犯罪”,余云为主犯,余天龙为从犯,但没有证据证明余云与余天龙事先有过通谋行为,一没有相互见面,二是没有相互通话,三是没有相互传话,组织、指挥、煽动群众的共同犯罪又从何谈起呢?另一方面,余云组织、指挥、煽动了谁?从原判所列证人证言来看,未能证实余云“组织、指挥、煽动”的行为。

1、下列证言证明余云没有组织、指挥、煽动的行为:

汪开友的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88页),没有明确说明有人指挥、煽动。

张仁刚的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98页),证明村民系“一窝蜂”自发参与,并无人指挥煽动。

吴诚的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115页),是道听途说,猜测想象,他说“听讲是余云、余天龙为首,他们主要联系的两个人就是他俩个”。

乔建国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118页)所述情况无法说明有人指挥、是谁指挥。

梁仕方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123页)根本就没有提到余云。

罗永超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127页):我只认识余云、余天龙、吴金龙他们几个,我看见余云、吴金龙在那伙妇女的后面凉亭处站起。并没有证明余云“组织、指挥、煽动”。

余炳章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131页),问:围攻那两个司机的哪些老百姓你认识吗?答:因为人太多,天又黑,我看不清楚。问:当时有多少老百姓?答:人比较多,大概有3050人。

吴金庭的证言:我们各走各的,没有人组织。我只是讲,补偿还不清楚,你们施工队为什么倒沙子在我的土里。因为现在他们倒沙的料场那里就是我的土,我的土都还没理赔,也未测量面积(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2~3页)。我不知道那三个驾驶员是如何被扣押的。(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8~9页)。

淳学芬的证言:我看见群众走我就跟他们走(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11页)。……问:请你把当时到野公阻止这几个驾驶员的情况讲一下?答:当时人比较多,大家都个你讲一句,我讲一句。都把驾驶员围住,喊她开车上寨子来了(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12页)。

证人余国文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20页)提到,群众你看我、我看你,一个看一个就一起走的。

证人余国伟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32页),称其是自发去的。

文朴者的证言,问:你丈夫和你一起走吗?答:我们押驾驶员回到半路她才来。问:是哪个喊你去的?答:我自己去的。问:那天你怎么知道野公沙石场开工你采取阻工?答:大家去我就去。(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79~80页)

陈广的证言,问:你们当时是如何组织才一起去沙石场的?答:我们也没有哪个人喊大家。大家一个看一个就去了,当时我走在马路边,看到别人去,我也跟着去。(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82页)

2、以下证言有瑕疵,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证据:

黄正芬的证言,问:说是把车开到寨子去处理是谁提出的主意?答:当时群众很多我不注意,但是每次的主意都是余云提出来的。每次去哪里都是他拿的主意。……问:在野公说是把车和人扣下来这些话是哪讲的?答:群众多我不注意,余云也在场。讲得最凶(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15~17页)。黄正芬的这个证言纯系推测,群众多,不注意,余云也在场,她就知道余云说了些什么吗?

文兴林的证言,问:是你带头还是有人叫你去的?答:是余云打电话叫我去(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38页)。问:余云是否也喊你们一起去倒沙石的那个地方?答:我当时在寨门那点另一头,他各在另一头你我不知道他喊不喊(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39页)。问:是谁叫你们押车和人回来?答:余云讲的(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46页)。这份证词,“是你带头还是有人叫你去的”,“ 余云是否也喊你们” ?明显系侦查人员的指供。

吴金龙的证言,问:是哪个通知你去的?答:是余云、吴金廷、吴金英。还有一个我不识名字他们四个到我家来通知我。……(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51页)当时讲押驾驶员和车子下来时,余云和余天龙在场吗?答:余云和云天龙在场的(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54页)。吴金龙的说法是个孤证,即便说押驾驶员和车子下来时余云和余天龙在场,也未能说明余云就是“组织、指挥、煽动”者。

3、事实上,余云是在群众阻止施工后才到现场的,也没有跟随驾驶员一起返回寨子,并且返回寨子后就回家睡觉了。受害人吴诚陈述(刑事侦查卷宗第二卷第114页)表明,在被带回寨子后并未看见余云。

此前,余云受村集体委托代表村民参加有关土地征用补偿的听证会。证人吴金庭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9页)提到,土地征用补偿听证会散会后余云对大家说,从现在开始他再也不是大家的代表了。被告人余云作为听证会的代理人,与个别村民,特别是村干部关系存在一定程度的对立,这些人趁机把矛头指向余云,这是不公正的。

三、本案的真相是村民自发性的维权行动

这个问题,可从杨竹里的证言(刑事侦查卷宗第三卷第139141)看得清清楚楚了:

问:上个月26日你在哪里?答:我在郎德,头一天我在“干也先头”往雷山县城方向前面一点的地方遇到村长吴耶六、支书余保杂等10条人在测量被公路征地的草(人工种植的芭猫草),但他们没有量到我家的。于是我第二天又去那里看,但走是发现我家及淳刚老家、吴条杀、吴者长的在“干也先头”的土被二级公路施工队用车拉沙石填埋完了,当时是九点过钟,但我追不上那拉沙石的车。于是我就打转回郎德镇上去,到家时是下午三点左右。到家时我就去喊淳刚老和付里条妻子说:现在“干也先头”有公路施工队来施工了,我和淳刚老家的土被埋了,我们大家过去看不要让他们施工了。你们看能多喊点人上去就喊人去。就这样,我回家吃饭,他两个去不去喊人喊哪先(些)人我不知道。吃好饭后,我听有人说是人到齐了,于是我跟大家一起上去。我们去到时,我见“干也先头”的沙石料场地上早有三辆拉沙的车子了。其中一个倒差不多完了,另外的两车还没有倒沙子,到沙子的车是红黄色,另外的是蓝色。然后,大家就叫这三个倒沙或拉沙来的驾驶员喊他们老板来处理,但他们找不来老板,之后我们大家就要求他们开他们的车和我们到下郎德去。我们哪个也没拉或推他们,也没有打他们。这样要求后他们就跟我们来村里了。准备回去村里时,大家都说:你爱喊我们来,你得跟一个车走。于是我上了其中的一辆车,车上只有我和驾驶员,驾驶员是汉族人,他还告诉我说他是瓮安人。在我“干也先头”回村的路上,那个驾驶员还问我:我跟你们去,我着不着打。我告诉他说:我们是想叫你们老板来补偿损失,之所以要求你们来,我们是不会打你们的。后来,我们就回到我们寨们的坝坝上。

   另外,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证据也是不足。

   余云家的枪支来源,是余云父亲生前遗物。据实地考察,被告人余云家中非常凌乱,枪支长期放置于粮仓门角,余云没有意识到家中存放有枪支。而且搜查时枪支积有厚灰,多年未使用,也没有证据能有效证明余云曾经使用过这些枪支。上述情况说明,余云家中虽有枪支,但不具有非法持有枪支罪的社会危害性,应与非法持有枪支行为相区别。再则,在本案枪支鉴定中,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枪弹检验鉴定书鉴定人贺敬、将江、朱江平鉴定人资格证均为痕迹学鉴定专业,其资质不符合法律规定。依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的规定。指控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应证明枪支好坏,这是用痕迹学方法无法做到的。武器(包括枪支),具有自身的鉴定标准,以非枪支方法鉴定枪支本身不科学、不合法。其鉴定结论不能成为余云犯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证据。因此,余云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的证据不足。

   以上意见,请予采纳,撤销原判,宣告余云无罪。

   

辩护人:贵州省北斗星律师事务所

律师  范述喜

2009715

 

 

 

刑事上诉状

 

上诉人余云(苗名余九略者),男,196333日出生于贵州省雷山县,苗族,初中文化,农民,住雷山县郎德下下郎德村二组。因涉嫌非法拘禁罪于2009314被执行逮捕。现羁押于雷山县看守所。

上诉人涉嫌非法拘禁一案,于2009515收到贵州省雷山县人民法院(2009)雷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现因不服该判决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依法撤销(2009)雷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对上诉人的刑事判决,宣告上诉人无罪。

上诉理由:

一、一审法院认定上诉人“组织、指挥、煽动”村民实施非法拘禁,证据不充分。证据只能证明被告人余云在场要求停止施工,与而后发生的非法拘禁无联系。

一审判决书中称上诉人与另一被告人余天龙“组织、指挥、煽动”,但没有证据表明余云与余天龙事先有过通谋行为。上诉人与另一被告人余天龙,尚且事先无通谋,又何来一审判决书所认定的“组织、指挥、煽动”群众的共同犯罪。也没有证据表明上诉人具体“组织、指挥、煽动”了谁,即被“组织、指挥、煽动”者是谁?判决书中所列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这个事实。例如:被害人张仁刚证言称,群众都是一窝蜂,没见有人指挥。证人吴金庭证言也明确表示,村民各走各的,没有人组织,步行去的。证人余国文的证言提到,群众你看我、我看你,一个看一个就一起走的。证人余国伟的证言,称其是自发去的。以上证据表明,上诉人在本案中并未起到组织策划作用,本案从始至终都是村民的自发行为,不存在组织者和煽动者。判决书中认定余云“组织、指挥、煽动”村民是缺乏事实依据的。

事实上,上诉人上午上坡干活,中午回家来见妻子不在家,向邻居打听才得知妻子与其他群众一起到“干也先头”工地去了,这时上诉人才参加去的。当群众阻止施工后,上诉人并未跟驾驶员返回寨子,并且返回寨子后就回家睡觉了,没有参与扣留被害人驾驶员的行为。既然无法证明上诉人参与阻止施工后参与限制被害人人身自由的行为,又怎能指控上诉人“组织、指挥、煽动”他人实施非法拘禁呢?

总之,上诉人是事后获知施工队开始施工才参与到阻止施工的活动中去的,并未组织煽动村民,不能把其他人的非法行为强加给上诉人。

二、一审判决上诉人非法持有枪支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

    上诉人家的枪支来源,可能是上诉人父亲生前遗物。上诉人家中非常凌乱,枪支长期放置于粮仓门角,上诉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家中存放有枪支。而且搜查时枪支积有厚灰,表明多年未使用,也没有证据能有效证明上诉人曾经使用过这些枪支。上诉人家中虽有枪支,但不具有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故意,不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罪主观要件和社会危害性,不应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一审判决书中,以黔东南州公安局枪弹鉴定文书,作为证据证明上诉人非法持有枪支,不合法。在本案枪支鉴定中,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枪弹检验鉴定书鉴定人贺敬、将江、朱江平鉴定人资格证均为痕迹学鉴定专业,都不具有枪支鉴定资质。依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的规定。指控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应证明枪支好坏,这是用痕迹学方法无法做到的。武器(包括枪支),具有自身的鉴定标准,以非枪支方法鉴定枪支本身不科学、不合法。其鉴定结论不能成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依据。

三、本案是征地补偿纠纷引发的群体事件,不应当作为刑事案件来处理。

2008年,凯里至雷山(大塘)公路即将开工建设,郎德镇郎德村145户村民的土地将被征用。针对该村145户村民的土地征用问题,雷山县人民政府发布雷府办发(200825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交通局关于凯里至雷山大塘二级公路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村民认为上述通知所涉土地征用方案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有关土地征用补偿相关规定及不符合土地征用法定程序,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于200871依法申请听证,要求撤销该通知。郎德村村民委托上诉人及余天龙等五村民为代表人代理听证。20081114雷山县国土局召开听证会。之后,2008121雷山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雷国土资呈(2008146号文件,同时撤销雷府发办(200825号文件,按雷国土资呈(2008146号文件进行征地补偿安置。应按照先征地补偿后开工建设发程序办事,但直到2009226,在新方案仍未得到落实,群众补偿未实施之时,施工方就抢先动工,从而引发群众不满而阻止施工事件的发生。单就阻止施工行为而言,村民迫于无奈为保护自己合法财产利益,要求工程车辆停止作业,并且没有使用暴力等过激手段,该行为并未触犯法律。特别是2009226发生阻工事件之后的200934月间,县、镇两级政府才重新公示征地补偿登记标准,说明原来的补偿方案和补偿协议发生了变更,原判决以原来的补偿协议及补偿标准做证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事实说明,本案案情的发生,是由于政府在该项土地征用补偿上工作拖沓,不顾民众合法诉求造成的,不能归责于采取维权行为的村民。村民的行为无非是以此来促成政府落实征地补偿问题。不应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事问题刑事化。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判决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错误。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本案。

此致

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

 

上诉人   

 

00九年五月一十九日

 

刑事再审申请

 

申请人余云(苗名余九略者,一审被告人,二审上诉人),男,苗族,196333出生,雷山县郎德镇下郎德村二组村民, 2009314被逮捕,现在                监狱服刑。

申请人因非法拘禁罪和非法持有枪支罪,被雷山县人民法院(2009)雷刑初字第20号刑事判决书分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和一年,总和刑期四年,执行四年。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作出黔东刑终字第124号刑事裁定书维持原判。申请人不服一、二审判决,申请再审。

申请再审的理由和请求如下:

一、申请人不构成非法拘禁罪。一、二审判决认定:2009226申请人与另一被告人余天龙 “组织、指挥、煽动”下郎德村五十余名村民以国家征地补偿不合理为由,阻碍凯里至雷山的二级公路施工并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村民实施非法拘禁,申请人是主犯,其所认定的事实不清、证据不充分。证据只能证明申请人在场参与要求停止施工,与而后发生的非法拘禁无联系。

第一、造成群众阻工的原因是政府不讲诚信,欺骗、压制群众所引起,责任在政府。2008年,凯里至雷山(大塘)公路即将开工建设,郎德镇郎德村145户村民的土地将被征用。针对该村145户村民的土地征用问题,雷山县人民政府发布雷府办发(200825号《县人民政府办公室转发县交通局关于凯里至雷山大塘二级公路征地拆迁补偿标准的通知》。村民认为上述通知所涉土地征用方案违反《中国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有关土地征用补偿相关规定及不符合土地征用法定程序,损害了群众的合法权益,于200871依法申请听证,要求撤销该通知。郎德村村民委托申请人及余天龙等五村民为代表人代理听证。20081114雷山县国土局召开听证会。之后,2008121雷山县人民政府批复同意雷国土资呈(2008146号文件,同时撤销雷府发办(200825号文件,按雷国土资呈(2008146号文件进行征地补偿安置。应按照先征地补偿后开工建设发程序办事,但直到2009226,在新方案仍未得到落实,群众补偿未实施之时,施工方就抢先动工,从而引发群众不满而阻止施工事件的发生。单就阻止施工行为而言,村民迫于无奈为保护自己合法财产利益,要求工程车辆停止作业,并且没有使用暴力等过激手段,该行为并未触犯法律。

第二、根本没有所谓的组织、指挥行为。主犯与从犯是共犯,主观要有共谋的故意,客观上要有共谋的行为。就申请人与余天龙来说,事先没有通谋行为,在整个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自始至终没有联系,没有见面,没有通话,也没有通过他人转达相互之间的“意思”。又凭什么认定申请人与余天龙构成 “组织、指挥、煽动”群众的共同犯罪。也没有证据表明申请人具体“组织、指挥、煽动”了谁,即被“组织、指挥、煽动”者是谁?判决书中所列的证人证言并不能证明这个事实。例如:被害人张仁刚证言称,群众都是一窝蜂,没见有人指挥。证人吴金庭证言也明确表示,村民各走各的,没有人组织,步行去的。证人余国文的证言提到,群众你看我、我看你,一个看一个就一起走的。证人余国伟的证言,称其是自发去的。以上证据表明,申请人在本案中并未起到组织策划作用,本案从始至终都是村民的自发行为,不存在组织者和煽动者。

申请人不仅没有组织指挥,也没有直接参与“拘禁”驾驶员。事实上,申请人上午上坡干活,中午回家来见妻子不在家,向邻居打听才得知妻子与其他群众一起到“干也先头”工地去了,这时申请人才参加去的。当群众阻止施工后,申请人并未跟驾驶员返回寨子,并且返回寨子后就回家睡觉了,没有参与扣留被害人驾驶员的行为。因此,申请人没有犯罪的行为。       

第三、本案的真相是村民自发性的维权行动。从庭审得知(见杨竹里的证言),头一天杨竹里在“干也先头”遇到村长吴耶六、支书余保杂等10条人在测量被公路征地的草(人工种植的芭猫草),但他们没有量到她家的,第二天她又去那里看,发现她家及淳刚老、吴条杀、吴者长家的地被二级公路施工队用车拉沙石填埋完了,就回跟淳刚老和付里条妻子讲,大家过去看不要让他们施工了。村民们就自发的到现场,就叫这三个倒沙或拉沙来的驾驶员喊他们老板来处理,但他们找不来老板,大家就要求他们开他们的车到下郎德去处理。但一直等不来老板,也没有政府的人员来协调,这时的县、镇政府领导不但不来及时的处理,而是在镇政府里用七、八个小时的时间来研究对付老百姓的对策。为了杀鸡给猴看,把非法拘禁的罪名强加给申请人。

二、判决申请人犯非法持有枪支罪也是不成立的。

申请人家的枪支来源,是申请人父亲生前遗物。申请人家中非常凌乱,枪支长期放置于粮仓门角,申请人甚至没有意识到家中存放有枪支。而且搜查时枪支积有厚灰,表明多年未使用,也没有证据能有效证明申请人曾经使用过这些枪支。申请人家中虽有枪支,但不具有非法持有枪支罪的故意,不具备非法持有枪支罪主观要件和社会危害性,不应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

一审判决书中,以黔东南州公安局枪弹鉴定文书,作为证据证明申请人非法持有枪支,不合法。在本案枪支鉴定中,黔东南州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枪弹检验鉴定书鉴定人贺敬、将江、朱江平鉴定人资格证均为痕迹学鉴定专业,都不具有枪支鉴定资质。依据《刑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违反枪支管理规定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的”的规定。指控构成非法持有枪支罪,应证明枪支好坏,这是用痕迹学方法无法做到的。武器(包括枪支),具有自身的鉴定标准,以非枪支方法鉴定枪支本身不科学、不合法。其鉴定结论不能成为非法持有枪支罪的依据。

总之,本案的发生,是由于政府在该项土地征用补偿上工作拖沓,不顾民众合法诉求造成的,不能归责于采取维权行为的村民。村民的行为并非无理取闹,而是以此来促成政府落实征地补偿问题。正是如此,发生阻工事件之后的200934月间,县、镇两级政府才重新公示征地补偿登记标准,说明原来的补偿方案和补偿协议发生了变更,原判决以原来的补偿协议及补偿标准做证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应当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经济问题政治化,民事问题刑事化。

望二审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本案,宣告申请人无罪。

此致

黔东南州中级人民法院

申请人   

 

00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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